□文 枫

　　巴县，自从公元561年设置得名以来，直至1911年满清王朝大厦坍塌，在一千三百五十年间的漫漫岁月之中，巴县衙门里究竟出了多少个知县，史无记载，语焉不详。远的说不清楚，近前的满清王朝二三百年间，有名有姓的巴县知县屈指算来，大概还能数出十多个来，诸如王尔鉴、袁锡夔、杨霈、刘衡、熊家彦、傅松龄、郭志达、耿葆煃、杭国璋、张铎、段荣嘉等人。

　　清代的巴县衙门，地处后伺坡下，背倚金碧山，面朝大河长江，占地平坦宽阔，建筑错落有致，凸显出封建时代官场衙门那豪华威严的恢宏气派。大门方位朝南，形状呈八字，民间里巷故才有了“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说。

　　“三年清知县，十万白花钱”。这话说的是七品芝麻官地位虽然低下，即便是比较清廉的，当一任县官，获利也丰盛。说到官府衙门，人们一般都一致认同：“官场黑暗，十官九贪”。深究起来，此话还是有些绝对，清王朝巴县衙门的知县，论其品行，述其政绩，还是因人而异，各有优劣良莠之分的，也不是一律个个都贪婪。

　　清乾隆十六年，乾隆二十一年，曾两度出任巴县知县的河南人王尔鉴，进士出身，擅长诗文，是位典型的文化人。他主持撰修的乾隆《巴县志》，为今人知悉重庆古城旧貌功莫大焉，他亲自厘订的《巴渝十二景》，至今仍为重庆人津津乐道。客观地评价：王尔鉴不愧为一位通经博学，文极古藻，善体民情的县官。

　　同为进士出身，与王尔鉴同时代的袁锡夔，是接替王尔鉴出任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的巴县知县，他写过《张关行》、《夜泊寸滩》等诗章，也系书生一介。可惜的是，史载其人其事甚少，仅此而已。

　　杨霈，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出任巴县知县，在职期间曾捐俸银三百两，重修七星岗下莲花池畔的巴曼子墓，还派专人看护，春秋焚香致祭。掏自己的工资，护巴县古文物，让后人还能观瞻巴将军风采，应该说杨县官之举值得称道。

　　清同治六年（1868年），巴县知县熊家彦重修《巴县志》，也许是认为乾隆旧志太详细，也许是想借人表己，这位熊大老爷标榜“以简为贵”，结果弄出一部袭王尔鉴要点的同治《巴县志》。两相对照，王尔鉴文惠后学，杨霈无愧今人。熊家彦修的同治《巴县志》，胸无点墨，枯凋无趣，于今无补，直落得个遭人讥讽的下场，真有点可怜悲哀之相。

　　清代巴县知县之中，还有一位笃好地方史志，喜研文史的县大老爷，此人名叫傅松龄。傅松龄是清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的巴县知县，在任三年，深入基层，历尽艰辛，终于测绘出《巴县城乡全图》，并附有《图说》。这图及图说，对今人了解旧时巴县幅员沿革，堪称第一手宝贵的资料，实为得之不易。

　　郭志达与耿葆煃，两位都很有些口碑。郭志达于光绪七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三度出任巴县知县，执政精能，敢作敢为。耿葆煃光绪三十三年（1909年）知巴县，过去巴县审案多在二堂，耿巴县改旧习在大堂问案，还允许百姓旁听，颇有些民主意识。

　　同为巴县知县，同为一方百里长，与洋人打交道最多的要数杭国璋与张铎这两个庸人与奴才。杭国璋是清光绪十三年（1888年）知巴县的，他参加过重庆开埠中英谈判，和洋人打交道较多，一副媚骨奴才相。

　　张铎知巴县，为人奸狡，居心不良，卖国求荣，典型奴才。为讨好洋人，他以年租白银二百两，将古城重庆西路的通远门处的全城制高点“打枪坝”，廉价出让永租给英国洋人，重庆人对他是恨之入骨。后来，张铎升了官却得了重病，上吐下泄，久医不治，病因不明，一命呜呼。消息传开，渝城民间，广为流传：“张铎卖国求荣，死后变牛儿拉磨儿去了”。民心不可侮，民心不可欺，古训之哲理，于此略见一斑也。

　　为官一方，生不逢时者，莫如清宣统年间的巴县最后一任知县段荣嘉。1911年秋，重庆辛亥举事英杰率300精壮义士，在朝天门内的朝天观里力擒道、府、县众官儿。面对愤怒的民众，段荣嘉只好俯首称臣，乖乖交出了巴县大印！段荣嘉随同他的满清王朝，一齐淹没在了辛亥革命大潮之中。这个段荣嘉，算是最倒霉运、最为可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