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报财经新闻今日起推出“财智对话”栏目，该栏目将通过对话高端财智人物，展现经济生活的变迁、思考、前沿、热点、动向。本期开始，本栏目将就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话题，专访茅于轼、张五常等经济学家，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中国的巨变，同时，也将通过对话雷亨顺等本土经济学家来解读重庆的变迁。
看中国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常务理事茅于轼对本报记者谈起这些年来的巨大发展与变迁感触良多：当年第一次出国的时候途经香港看到超级市场，让他感到震撼；如今，不仅百姓的财富增加，生活巨变，而且最重要的是规则也发生了巨变；中国改革成功就是因为有了自由贸易。
听海外亲戚谈生活
他感到很神奇
“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百姓生活总的情况是很糟。”已80高龄的茅于轼回忆那段历史时，仍充满了遗憾。“那时，普通百姓根本买不到国外的产品，甚至吃饱穿暖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前长达30年的时间里，也有好的时候。茅于轼称：“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1964年前后的短暂时光是好的。”但其他时候，百姓生活确实艰难。一切东西都要靠供应，吃的米、穿的衣服等，都要凭票。
“1972年，在国外生活的亲戚回北京，使我有了当面与他们交流的机会。”茅于轼说，那时，海外生活水平同国内的生活差距很大，听他们说在国外的生活会觉得十分神奇。他们洗衣服有洗衣机，洗碗还有洗碗机，电视是彩色的，电话家家都有。据统计，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206亿美元，30年时间增长不过18倍多一点。那时，能够用上洋货的，只有关键部门的设备需求。
“人们的聪明才智不是用在发展经济上，而是用在与人争斗上。”茅于轼痛心地说，中国经济浪费了30年发展的时间。这段时间，日本、德国等已迅速崛起。
国内首家超市开业
鸡肉当猪肉买
“给我触动最大的是1982年第一次出国。”茅于轼回忆说，当时是到英国开会，第一站到香港转机，机场的超级市场让他大开眼界。
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这样的超级市场，感到很震撼。“商品多极了，让人眼花缭乱，而且东西放在架子上，顾客可以随便拿，没人偷。”茅于轼至今回忆当时的情况，仍感叹不已。“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震撼，然后觉得他们非常富有。”这次出国，也是茅于轼第一次在境外花钱，自由地买东西，与在大陆买啥都要凭票那是天壤之别。于是，茅于轼给妻子买了一块手表，给自己买了一套音响。
直到差不多半年后，1983年1月3日，中国第一家超市在北京海淀区开业。据悉，当时，购买者几乎都是外国人，绝大多数的北京人好奇地进来转一圈，马上吐着舌头逃出去了。因为包装袋上只有价格而没有商品名称和质量，所以顾客常常会把鸡肉当成猪肉买走。时至今日，遍地都是超市，到超市购物已成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如今国家规则之变
让他感触最深
“一个芝加哥大学出了7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但中国一个都没有。”茅于轼说，1986年，他赴美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实地感受到当时两国百姓生活水平的差距。
现在看，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建设和发展，不比美国城市差，高楼、地铁等甚至超过了他们。茅于轼说，伦敦的地铁还是百年前建的，在街上老远都能听到哐啷哐啷的声音。“我有幸看到中国的变化，也看到了人类的变化，人口增加、寿命延长。”茅于轼说，这不仅是表面财富的增加，还有人际关系、规则等各方面的变化，其中最让他有感触的是规则变化，虽然还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中国改革成功缘于
有了自由贸易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都是开放度很高的地区。不论是广州，还是深圳，沿海城市比内陆城市发展快，归根结底是开放，尽管这次金融危机让越开放的地方受打击越大，但他们得到的好处也最多。茅于轼说，现在“中国制造”已遍及全球，这是对外开放的结果。
茅于轼认为，最近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又开始抬头，这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不是一件好事。美国的轮胎特保案之后，中国也采取了对美国部分产品的制裁措施。对此，茅于轼说：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贸易保护，在于公平竞争与自由选择。他认为，自由贸易是创造财富的根本动因，中国改革成功就是因为有了自由贸易。茅于轼说，比尔·盖茨赚了很多人的钱，包括中国人的钱，但我们买了他的软件，用起来方便，是双赢的。
说重庆
雷亨顺：
重庆正成对外开放高地
“原来重庆在全国的外贸量根本排不上号，现在大不相同了。”现已83岁高龄的重庆市政府参事、博导雷亨顺老人说，重庆已成为外商及沿海投资者的“投资洼地”。
1982年前重庆无外贸权
“1949年我是第三次到重庆，那以后一直就留在了这里。”雷亨顺说，他在重庆生活了整整60年，见证了重庆的成长历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1982年，重庆一直没有进出口外贸权。如重庆发电厂的发电设备及其他急需物资，只能由国家进口后调拨分配。据重庆海关统计，1983年，重庆进出口总额仅3168万美元。到去年，重庆进出口总额达95.2亿美元，是1983年的300倍。
在引进外资上，重庆的突破在1985年。雷老回忆，重庆汽车工业公司与日本五十铃汽车株式会社携手，成立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重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据重庆市工商局数据显示：到去年底，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累计有102家入驻重庆。到今年8月底，全市外资企业已达4810户。
重庆正成对外开放高地
“过去十多年，重庆产业结构调整，一直在提搞IT、搞高科技，但都搞不起来。”雷亨顺认为，现在富士康等等一下就来了，“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这句话，在重庆应验了。
“我见证了重庆直辖，也看到了直辖后的大发展。”作为直辖前《新重庆的发展战略》课题组带头人的雷亨顺说，在1997年7月，重庆第一幢高档综合性大楼——大都会商厦落成。9月，重庆第一家台资百货——太平洋百货开业。12月，解放碑作为全国首条商业步行街落成。
“要对外开放，首先要有物质交换。”雷亨顺认为，要看基础，有东西进来后，是否有人买。“1999年西部大开发提上日程后，重庆也想与上海、香港展开全面合作。”雷老说，但因基础条件不具备，结果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同，合作也只能作罢。现在大不一样，外商在全国摸底后，很多都选择了重庆。
“要超常规发展，必须有超常规的战略。”雷老认为，如今重庆在交通、政策、意识等各个方面准备已成熟。尤其在金融危机下，重庆成为各方资本的“避风港”。
原来重庆外贸在全国根本排不上号，如今富士康在敲定落户重庆后，不到3个月就动工了。雷老说：“随着‘五个重庆’建设的推进，重庆软硬环境将进一步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庆高地正在快速崛起！”记者 周尚斗
